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伤救护奇迹(一)

为了捍卫正义与和平、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夜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支援朝鲜人民反抗列强侵略。中朝2国军队当时直接面对和殊死较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17国军队(旧称“联合国军或盟军”，包括：美国、韩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法国、希腊、比利时、荷兰等国)。中朝人民与军队不畏强敌，在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之后苏军亦参战)，历经三年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沉重打击了侵略者，迫使美军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宝贵财富和精神遗产。这其中，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医疗救护就十分出色和独特(亦可堪称是悲壮)，至今对我国战伤分级救治乃至灾害医学救援等，仍具有启迪作用和现实价值，值得认真回顾与总结。

　　借用范佛里特上将(James A. VanFleet，时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和驻韩联合国军总司令、上甘岭战役美军总指挥)曾经对此的一番评论，便可窥见一斑：“中国军队医疗设备简陋，万不能和我们的医疗队、前线救护站、以及完善的后方医院相比拟。但是，他们永远是向前作战，奋不顾身的……。”

　　1 战争的主要致伤与医救特点

　　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突出之处，一是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全部使用先进武器的美国军队，掌握着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其地面部队也全部机械化;而志愿军基本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武器装备相当落后。因此，志愿军伤员负伤原因，据统计以炸伤为主，占62.2%以上(个别战斗中炸伤高达95%)，枪伤仅占17.2%，足见其战争的危险性与残酷性。二是因为朝鲜半岛山多河多(四分之三为山地)，战时的道路崎岖、破烂而泥泞，救护车难以行进;大型飞机又无合适的降落场地，所以联合国军不得不使用大量直升机进行伤员医疗后送。而相反，志愿军则只能以人力担架等主要方式，进行山地的战伤转运，再换由运送物资的军车等陆路转至铁路，进而完成伤员回国医治的长途运输。

　　2 交战双方的救护力量对比

　　2.1 联合国军的救护力量

　　美英等国为朝鲜战争专门配备了强大而精良的专业医疗救护队伍。除装备先进的医疗队、救护站、以及集团军的移动外科医院和后方医院以外，最大特点是美军首次全面施行战地空中救护。全球史上直升机大规模实施伤病员的战地救护转运，即源于此。

　　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陆军救护直升机承担了从作战现场向野战医院后送伤病员的任务;而空军固定翼飞机则执行从野战医院等作战后方区域向日本或美国本土的空运伤病员任务。空中转运的高峰时期仅一个月(1950年12月)，后送到美国的伤病员即达到6352名之多。

　　至1953年，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的直升机已达1000多架。数量最多时美海军陆战队已布置10个直升机中队、美陆军也拥有两个直升机连。这其中具有救护功能的直升机频繁活跃在各个战场(被比喻为空中“救护车”)，使空中后送伤病员的转运时间，由二战时期的10-12h下降到了6h，伤死率也随即降低至2.5%。

　　不仅如此，5个非参战国家(瑞典、印度、丹麦、挪威、意大利)的医护人员还组成了“联合国军”医疗队，担负其整个朝鲜战场的“盟军”医疗救护任务。其中包括瑞典派遣的红十字野战医院、挪威派遣的陆军移动外科医院、意大利派遣的红十字医院等。“联合国军”医疗队在朝鲜战区的服务时限长达2年以上，五国向朝鲜战场派遣医务人员累计共2100多人，合计诊疗了约20多万人次。仅印度和意大利的两支医疗队，就实施战地外科手术共5621人，可谓救护力量强大。

　　2.2 志愿军的救护力量

　　按照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元帅曾多次指出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应归功于后勤”。其中的战伤救护等卫勤保障，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志愿军的救护力量可谓是源于“举全国之力”。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仅东北地区农民参加过抗美援朝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的就有61万，其中随军入朝的有21 万多人。1951年2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发出“组织志愿援朝医疗队”的通知。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组织起了各种医疗队、手术队达80多个。有9支医疗大队、36支手术队到了朝鲜前线。时至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前(1951年4月)，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后勤队伍已由最初的3个分部、7个汽车团、6个医院和3个担架团等，扩充到了6个后勤分部、31个大兵站、39个医院、11个汽车团、17个辎重团、8个人力运输团、8个警卫团、11个担架团等，总计18万余人。至 1951 年 6 月底，国内共向朝鲜前线运送了战救药物 40 多万公斤，汽车 8459 辆，大车 3473台，手推车 25157 台，担架 14093 副。另外还动员了民工大车 13152 台。这些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战救卫勤等工作。

　　到朝鲜实现停战时为止，在志愿军卫生人员行列中，已涌现出近7000名的英雄功臣。三年内共有大小50余支医疗队从国内增援到朝鲜前线。志愿军前、后方医务工作者在抗美援朝期间，共计抢救和医治了383200多名伤员(未含病员)，创造了新中国的战伤救护奇迹。

　　3 志愿军的战伤救护体系

　　3.1 战救分区

　　战伤医疗区域以鸭绿江为界划分为两大片区：江以南即朝鲜境内为野战区，江以北为祖国后方区。野战区又分为作战区(即第一线的作战军所在区域)和兵站区的两部分。野战区有39个医院几万床位;后方区有93个医院10万余张床位，集中分部在东北各省铁路沿线的城市里。

　　3.2 阶梯救护

　　在总后勤部的统一调度组织下，志愿军卫勤救护等任务分级实施，即：军设立后勤部，下辖兵站、医院、运输营、担架营;师设立后勤处，下辖供应站、医疗所、运输连、担架连。对伤员的救治与转运工作也做了三线部署：一线由连、营、团进行战场救护，二线由师属医疗所和军属野战医院进行急救手术，三线由国内后方医院进一步手术医治，形成了阶梯式的战救体系。

　　3.3 医救原则

　　3.3.1“人员配置”原则

　　战前订制的医务人员与伤病员的队伍编制比例，是按医生1:40，护士1:10，检验人员1:200配置。

　　3.3.2“先抢后救”原则

　　指在战斗行进中须注意掌握敌军炮火规律，利用其炮击间隙，突击把伤员从火线抢回隐蔽区再进行救护。否则志愿军卫生员本身伤亡大，受伤战士也抢不回来，更无从谈起对伤员们的救治。

　　3.3.3“检伤分类”原则

　　各种轻、重伤员必须及早分类，再进行分别处置(包括救护、转送以及医疗护理等)。这个原则贯穿到前、后方整个医救与后送体系之中。

　　3.3.4“治疗性后送，后送性治疗”原则

　　是指要确保整个后送过程中伤病员的治疗不间断，而治疗的首要目的又是为了安全的后送。

　　3.3.5“自救互救”原则

　　抗美援朝期间，据统计我志愿军战士55-80%能够进行初步的“自救互救”(包括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等四大基本急救技术)，弥补了火线上单靠卫生员专业救护的现实不足，这在战伤救护中起到了额外的效果，证明在临战前对卫勤人员与战士进行集中急救培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4 各级任务

（1） 连卫生员的阵地急救和战士的自救互救。

　　连卫生员是最基层的急救人员，作战时的任务是从敌人的炮火下抢救伤员，施行阵地急救，包括临时止血、初次包扎和暂时固定等。

　　阵地上伤员的抢救，单靠卫生员是不够的，还要发挥自救互救的作用。如志愿军整个五次战役期间(1950.10-1951.06)，战士的自救与互救率甚至超过了卫生员的救护比重：卫救45.4%，自救34.1%，互救20.5%。

（2）营卫生所的急救任务。

　　一是延续或补充连卫生员的抢救工作，如加强包扎，放松或更换止血带等;二是给予初步抗休克和抗感染的措施，如保温、补液、镇痛、镇静、抗炎等，然后迅速的后送。

（3）团救护所的医疗救护。

　　团救护所的位置仍处在敌人重火力射程之内，工作场所及人力有限，故不宜在此进行定型的外科治疗，只作急需的抗休克与复苏、以及进行初期的外科处理等。

（4） 师救护所及军野战医院。

　　师救护所是设在作战区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外科治疗机构。负责前接(后送)伤病员，给予伤员早期的手术处理，留治20天内能治愈的伤病员;军野战医院负责前接(后送)伤病员，手术处理伤员，留治30天内能治愈的伤病员。

（5）作战军的卫勤任务。

　　是在志愿军卫生部统一指导下，负责本军的卫勤保障，包括组织伤员的阵地救护，早期手术处理和轻伤病留治等。凡1个月以内能治愈归队作战的伤病员均留军治疗，超过此期限的伤病员则组织后送回国。

　　4 卫勤保障

　　4.1 临战准备

　　对首批入朝参战的4个军，战前分别给各军补充了战救药材各1.5万份、急救包各1万个，每个军各配备民工担架600副。参战部队90%以上人员注射了破伤风疫苗，进行了防冻、防病宣传教育。各军对卫勤人员进行了火线救护、战伤救治、伤员搬运等专业培训。军属野战医院、师属医疗所亦皆充实和完善了战场救治设施与力量。

　　4.2 人员培训

　　为弥补火线救护力量的不足，一方面从各部队的每个班挑选出优秀战士，给予短期集中训练，担任“卫生战士”，作为卫生员的有力助手，共同完成火线救护任务。另一方面，各部队都重视对所有人员的急救教育，强化一线参战人员的急救知识普及。

　　4.3 战时调整

　　入朝参战的两年多时间里(1951-1953 年)，志愿军动用一个步兵师、六个工兵团等部队力量，共修建了1200个车皮容量的石洞库、600个车皮容量的土洞库。同时，还修建了10000张床位的地下医院，保障了伤病员的安全。有的地下医院还充分利用地形，建设在一些大山洞里，上下共分4-6层区域，达到可容纳100余名伤员的规模。

　　5 后送转运

　　5.1 野战区伤病员的后送

　　从火线战场护送1名伤病员到祖国边境，运送线长达400-600多公里。火线(即连营阵地)到师的运输方法主要靠步行、担架，部分使用兽力车等工具;从师到野战医院主要用回空载重汽车;由野战医院回国主要使用回空货运列车。卫生部门除有少量救护车外，不配备专用车辆。运输线常常因敌机轰炸破坏及雪雨灾害等，时有阻断。故后送任务多在夜间进行，利用黑夜隐蔽，以保证大批伤病员及时从各治疗阶梯后送，不导致停积。

　　5.2 后送力量的组织运用

　　5.2.1担架运力的使用

　　强化团以下担架运力。主战团可以配置2-3个担架连。另可临时组织担架队伍，自己伐木制作简便担架以抬运伤员。由逐级后转改进为逐级前接。逐级前接的原则自1952年起已为各作战军所采用。其优点是运输力集中使用，哪里伤员多就去哪里接。担架的短程接力后送。战争初期，4-6人抬一副担架，自营包送到团、或自团包送到师，效率不高。后改为每1-2公里设1个接力站，准备茶水干粮给担架员和伤员用;接力站备有空担架，作为前一阶梯担架员交换之用。

改动后优点有四：一是节省人力。只要2人就可抬一副担架，相对增加担架与人力1倍量;二是加快伤员后运。因担架运力加强，伤员自火线下来快，在连营的等待时间也缩短;三是固定的担架人员熟悉地形与后送道路，伤亡减少，短程接力也容易消除疲劳;四是伤员不下担架，在接力站只换担架员，减少伤员因频繁搬动而引起的二次伤害。

　　5.2.2 汽车运力的使用

　　轻伤与重伤分装。要求运送重伤员的行车速度每小时不得超过15公里，运轻伤员行车时速可到25~30公里。重伤员要派人护送，每小时停车休息、检查伤情，必要时予以急救。车箱要垫沙，以减轻颠簸，提高效率。各医疗阶梯要做好伤员上车前的所有准备，等候至汽车一到即刻上车，尽量减少途中住宿和待避。为了加速伤病员上下车(军用卡车)，多自己修建与汽车车箱等高的“上车台阶”，以提高各个环节的转送效率。

　　5.2.3 火车运力的使用

　　战争期间自野战区利用火车后送回国的伤病员达50万人。1953年3月之前均是借用回空棚列车运送伤员，每列车可装运500-800人，但条件极差。1952年底经中央军委批准，将棚车改装成9列“野战卫生列车”，成立了卫生列车大队，隶属于志愿军后勤卫生部，1953年4月投入使用。卫生列车的设备有了明显改善，配备伤病员卧车、炊事车、治疗车、隔离车和工作人员寝休车，装置了暖气等。

　　6 急救包的救命作用

　　如今在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国最大的荣军院)，仅存29位志愿军残疾军人。这些耄耋之年的老兵，带着满身伤痛，顽强地活着。他们是那场战争最后的记忆，叶发坤(二级伤残双腿截肢，80岁，志愿军68军204师611团1营1连)则是其中一员。

　　叶发坤参加的最后一战便是朝鲜战场上最后的大战“金城战役”。战斗于1953年7月13日夜里打响，在向一处战壕暗堡进攻时，叶发坤左腿受伤，他翻出战壕求生，随即却是一声巨响：他碰上了地雷，右腿瞬间也就没有了。

　　战前，许多战士图省事，没有带上急救包。叶发坤主动收集了不少，皮带上串起了好几个急救包。炸伤后他几乎是用完了急救包的所有绷带等物品，才将两个伤腿包扎好，免于伤口污染及大量流血。也正因如此，他“自救”了自己一命。经过一夜的煎熬，苏醒后的叶发坤次日被部队救下、但是永远失去了两条下腿。而这一天，距离“停战协定”签署仅相差2周时间。

　　7 抗美援朝的主要战救经验

　　回顾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取得了不少的战救经验，主要有：

　　一是战救组织的加强，并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山地抢救经验;二是建立了阵地战医疗后送体系和伤员检伤分类工作，使重伤病员能得到优先救治，加强了战区轻伤病员留治;三是及时总结实战体验，各级相继成立了抗休克室、复苏室等部门，减少了战伤死亡;四是建立了野战供血组织和工作，使祖国的新鲜血液能很快送到前沿医院和师救护所使用;五是外科急救手术采取流水作业，提高了手术率;六是建立了专门的后送组织和一套后送制度，减少了后送途中死亡;七是简化急救药材品种，改进了包装，初步实现了标准化供应;八是抓紧了卫勤训练和经验总结，边战边改，提高了卫生战术和技术水平，等等。

　　我军现代的战伤分级救治体系，即是在抗美援朝的主要战救经验基础上，经过60年代的中印反击战、70年代的中越反击战等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后的“三区七级”医疗救护后送体制。

　　时至今日，我们运用当今急救与创伤医学的新理念，来看待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战伤救护等医疗救援任务，仍然是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原文刊登于《中国急救医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