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勤保障助力大规模作战战斗力保存与生成（下）
策划 | 卫勤小组
编者注：
腹泻、传染病（包括热带疾病）、皮肤病以及心理健康问题等疾病在历次战争中都成为作战部队沉重的负担。不过，战时疾病的发病率随着时间推移有所下降，从二战时期的 91% 降至越南战争时期的 69%（见表 4 和表 5） 。
发病率下降趋势可能反映出部队健康保护（FHP）中感染预防措施的改善，以及通过疾病根除和病媒控制项目，改变了热带疾病流行情况。在最近的军事冲突中，疾病发病率持续下降。美国陆军在 “沙漠风暴 / 沙漠盾牌行动” 中的疾病发病率为 0.307‰，在 “伊拉克自由行动”中降至 0.166‰，在 “持久自由行动”中为 0.227‰ 。在 “伊拉克自由行动”/“持久自由行动” 中，导致住院的前五大疾病分别是呼吸道症状、肾结石、蜂窝织炎 / 脓肿、阑尾炎和全身性综合性症状（意识改变，指精神类疾病？） 。疾病和非战斗损伤（DNBI）约占医疗后送的 50%，主要原因包括心理健康问题（约 10%）、未明确诊断的病症（约 9%）、消化系统疾病（约 6%）、泌尿生殖系统疾病（5%）和神经系统疾病（约 3.5%）。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区传染病发病率较低，这些地区的热带疾病威胁较小。相比之下，在东南亚、亚洲、非洲或中南美洲发生军事冲突时，传染病发病率预计会大幅上升。然而，战时疾病监测的实施和执行仍然困难重重。
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中疾病数据有限，尤其是心理健康问题方面的数据。由于乌克兰仅报告了少数几种疾病，难以详细说明疾病和非战斗损伤（DNBI）的影响，不过这些报告有助于了解重要的感染情况。乌克兰确实对影响血液安全和 “行走血库” 的感染进行了追踪，比如该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在欧洲位居第二，仅次于俄罗斯 。有必要建立一个涵盖战伤（BI）和疾病与非战斗损伤（DNBI）的联合创伤系统，配备强大的医学情报部门，充分了解传染病的威胁和影响。美军对疾病与非战斗损伤（DNBI）普遍缺乏重视，可能是因为 “伊拉克自由行动”/“持久自由行动” 期间疾病发病率较低。此外，由于对特定疾病对作战人员能力和缺勤天数的影响缺乏了解，要全面考虑疾病对作战人员和任务的影响，并据此完善勤务理论、组织、训练、物资、培训、人员、设施、政策等方面的规划，仍然面临挑战。
（一）传染病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战场上的死亡主要由天花、霍乱、疟疾和斑疹伤寒等疾病造成 。一战期间及战后，军队在卫生、营养、细菌理论、抗菌药物、病媒控制、预防措施、疾病追踪、治疗方法以及驱虫剂和蚊帐等个人防护用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使得死亡原因从疾病逐渐转变为战伤。二战期间，感染与创伤导致的死亡比例为 1.1:1；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 “伊拉克自由行动”/“持久自由行动” 中，这一比例降至 0.2:1 。
尽管如今疾病和非战斗损伤（DNBI）对战场死亡的影响有限，但对军人缺勤天数的影响依然显著。在越南战争期间，高达 80% 的缺勤天数归因于传染病，传染病也是导致高住院率的原因之一。不过，如今越南战争时期的一些传染病已不再那么令人担忧。例如，由于乙肝疫苗的广泛应用，其防护率超过 90%，病毒性肝炎的威胁已大大降低。虽然目前尚无丙肝疫苗，但已有有效的治愈方法。这两种感染都可通过输血传播，凸显了 “行走血库”（以及 “行走血库” 的血液来源）对未来战场的潜在影响。HIV 感染率呈上升趋势，会影响 “行走血库” 的安全性。菲律宾的 HIV 日感染率在 2012 年至 2023 年间增长了 411%。俄罗斯、朝鲜、菲律宾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耐药结核病发病率也在上升 。尽管使用预防药物和个人防护措施有望在未来战争中降低疟疾的影响，但即便指挥官反复强调，个人防护措施的执行率依然不高。其他虫媒传播疾病，如在东南亚地区日益猖獗的登革热，可能引发大规模疫情；还有一些疾病会导致长期综合征，例如，由伊蚊传播的基孔肯雅热，在南美洲、中美洲、非洲、南欧和亚洲都有分布，其感染率约为 30 - 50%，症状包括持续 7 至 10 天的发热，4 - 78% 的患者会出现主要关节的关节炎，这可能影响作战人员的行动能力，且症状可持续 3 个月或更久 。虽然目前已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疫苗，但尚未纳入美军部署疫苗接种计划。传染病大规模暴发的风险依然存在。1918 - 1919 年的流感大流行导致全球 5000 万人死亡，军队人员的流动更是加剧了病毒在全球的传播。
腹泻和呼吸道感染带来的挑战对 “持久自由行动”/“伊拉克自由行动” 中的军人缺勤天数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对 4348 名参与 “伊拉克自由行动” 的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6% 的人报告在部署期间至少经历过一次腹泻，超过 50% 的人报告多次腹泻。腹泻使 45% 的军人能力下降，平均持续 3 天；62% 的人至少寻求过一次医疗帮助 。其他疾病负担还包括患病后31% 的病人需要静脉补液。在这些病例中，17% 的人需要卧床休息，平均持续 2 天，预计每 100 人月的缺勤天数为 3.7 天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近 10% 的受影响人员报告腹泻持续超过 14 天，3% 的人报告持续超过 30 天 。诺如病毒可导致严重呕吐和腹泻，在战争初期，它几乎使伊拉克巴士拉的一家医院关闭，还导致科威特阿里夫扬营地的机场关闭 。与二战时期疟疾是主要问题相比，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热带疾病影响较小，但利什曼病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流行了约两到三年，凸显了诊断、治疗、个人防护措施以及生活习惯和野外卫生环境变化的重要作用 。
需要更深入地了解特定传染病对作战人员表现的影响。随着战争的推进，通过卫生措施、病媒控制和个人行为来控制疾病的国家卫生系统往往会崩溃或恶化，导致地方病复发，或因外国军队的进入引入新的疾病。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情况，必须将有关疾病流行情况和影响的关键信息纳入医疗需求模型，评估其对作战结果和指挥官决策的影响。此外，还需要调整部队健康保护（FHP）政策、流程和组织形式，以应对大规模战斗行动（LSCO）中的新挑战，如持续侦察、无人机和远程火力等。陆军还必须向预测性和规范性人工智能转型，以保障作战行动。利用数据实现预测性和规范性的结果，为领导者提供基于前瞻性分析的行动指导。在尽可能靠近需求点的地方预防、诊断和治疗关键病原体，减少缺勤天数，提升作战人员能力，最大化其重返作战岗位的可能性。
（二）心理健康问题
心理健康问题在历史上对作战人员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急性应激反应。在越南战争期间，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缺勤天数大幅增加，从 1967 年的 70100 天增加到 1970 年的 175510 天 。相当于每 1000 名士兵中的发病率从 1965 年的 11.7 上升到 1970 年的 25.1 。在 “伊拉克自由行动”/“持久自由行动” 中，心理健康问题的诊断是医疗后送的最常见原因，尽管发病率随时间有所波动，有334 人死于自杀 。同样，在 “坚定决心行动” 中，自杀死亡人数（33 人）超过了阵亡（KIA）和因伤死亡（DOW）的总和（23 人） 。在俄乌冲突中，心理健康问题导致部分乌克兰正规武装部队的作战效能下降了 50% - 60% 。因此，乌克兰请求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和美国三军联合医科大学为其军人提供短期培训，减轻现代战争带来的有害心理影响。在大规模战斗行动（LSCO）中，尤其是在伤员分类和延时救护环节，道德伤害对医疗专业人员和一线急救人员的影响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他们需要对大量伤员进行分类，确定其预后情况 。这一挑战在以往战争中并未得到充分研究。现代战场上无处不在的无人机，引发了与以往冲突不同的压力和创伤，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制定应对处置策略。
一项对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 7023 次精神问题航空医疗后送的评估显示，从战场后送的风险因素包括年龄较小、女性、白人、离异或丧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军人，以及在作战部队的初级列兵 。主要心理健康问题诊断包括抑郁症（25%）、适应障碍（18%）、创伤后应激障碍（9%）、双相情感障碍（6%）、焦虑症（6%）以及自杀意念和相关行为（3%） 。精神问题的后送高峰与重大作战行动事件相吻合，这表明作战强度与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明显关联。鉴于LSCO环境中这些心理健康问题的潜在严重性，拥有足够数量的训练有素的心理健康专家，有效检测、管理和治疗这些状况，将是一项重大挑战。正如伤员分类和止血带的使用显著提高了战场生存率一样，广泛传播心理急救知识和缓解急性应激反应的技术，对于保存战斗力至关重要。
全面应对战场心理健康问题对于解决LSCO带来的挑战至关重要。在资源分配决策中，优先开发能够扩大心理健康问题检测和管理能力的方法，尤其是考虑到可能受影响人员的规模以及战场上心理健康专家的短缺。所有人员都必须接受培训，会识别和处理即时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作战准备状态，并最终影响战场生存。已经为医护兵开发了一门短期课程（BH - GEAR），增强他们筛查和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能力，包括同伴救助和心理急救 。这些方法需要在部队初始入职培训中进行标准化整合，并在作战人员的职业生涯中定期更新。iCOVER 是一种经过以色列和美国军队验证的缓解急性应激反应的方法，它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六步流程：
识别出现急性应激反应的团队成员；
通过眼神交流、触摸、倾听等方式与他们建立联系，使其专注于当下；
承诺帮助以减轻其孤独感；
通过简单问题核实事实，恢复其理性思维；
梳理事件顺序，帮助人员重新定位；请求其采取行动，重新投入有意义的活动 。
总体而言，在个人和单位层面预测并有效应对心理健康问题，是战场上的重大难题，尤其是在追求最大化作战人员潜力和能力的情况下。与拥有技术对等优势的对手进行战场竞争时，心理敏捷性和认知灵活性对于保持作战优势变得更加关键。必须加大力度监测压力和疲劳，可能需要借助可穿戴技术，在作战人员出现心理敏锐度、认知灵活性、情绪调节能力、韧性和毅力下降时，提醒指挥官和医务人员，这些变化可能预示着作战人员面临急性应激反应风险，或者会因行为能力或决策能力受损而影响部队作战。对睡眠剥夺、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反应和自杀意念等风险进行预测，能够为指挥官和医务人员提供可操作的数据。将相关预测与研判融入理论、训练、领导力发展和政策中，系统地保障作战人员，使其在LSCO的压力环境下发挥最佳表现。
四、非战斗损伤
在越南战争期间，非战斗损伤（NBI）对军人缺勤天数产生了显著影响，1968 年缺勤天数高达 415,140 天。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期间，因非战斗损伤导致的住院率都有所上升在 “伊拉克自由行动”和 “持久自由行动”期间，非战斗损伤约占后送原因的 32%，是导致后送的首要原因。
非战斗损伤的主要致因包括运动和体能训练（约 23%）、摔倒及险些摔倒（约 24%）、机动车造成的外伤（约 10%）、挤压和钝器伤（约 10%）以及抬举 / 推拉等训练动作（约 6%）。在一项针对斯崔克旅战斗队 593 名志愿者的研究中，45% 的人受外伤，导致共 5049 天的不能完全执行正常任务，平均每次受伤导致 8.5 天的不能完全执行正常任务。最常见的受伤部位是下背部（17.4%）、膝盖（12.7%）和肩膀（10.0%），其中 65% 的受伤发生在工作期间。最常见的致因是抬举和搬运（9.8%）、徒步巡逻（9.6%）以及体能训练（8.0%）。非战斗损伤的风险因素包括年龄较大、军衔较高、女性、部署时间、站立时间、较长的力量训练时长、沉重的背包负重以及更重或更频繁的抬举任务。在 “沙漠盾牌 / 沙漠风暴行动”期间，每 1000 名士兵中非战斗损伤的入院率为 0.110，在 “伊拉克自由行动”中降至 0.071，而在 “持久自由行动”中又回升至 0.122。最常见的因非战斗损伤入院的情况是脑震荡（5.7%）、面骨骨折（4.4%）、脚踝骨折（3.9%）、其他损伤（3.9%）以及胫腓骨骨折（3.8%）。由于从俄乌冲突中收集到的非战斗损伤数据有限，其影响在当前的伤亡模型中未得到充分体现，因此目前尚无法向军事指挥官充分说明在LSCO中控制非战斗损伤后可以提升返岗位率的比例。
非战斗损伤在战区进行康复治疗的能力需求与战伤伤员的康复需求类似。配备包括物理治疗师以及美国陆军整体健康与体能（H2F）团队等，能够促进伤员快速康复，并有助于维持其身体机能，同时还能实施预防策略，减少非战斗损伤的发生。将这些资源配置在部队驻地，能让军人更便捷地接触到相关医疗人员，帮助他们预防非战斗损伤，或快速恢复，从而专注于执行任务。此外，治疗战伤的四级医疗救治机构也能够对一些非战斗损伤进行手术矫正和康复治疗，从而进一步提高伤员返岗的可能性。总体而言，最大限度地提高伤员重返岗位的比例，有助于提升军人个人及部队整体的杀伤力和战斗力。
五、总结
LSCO将显著改变战伤救治模式，卫勤保障应该把快速分类处置伤员，确保指挥官组织军事行动不受影响置于优先地位。最大限度地提高伤员重返岗位率将使部队杀伤力达到最大化。军队卫勤必须更加重视对疾病和非战斗损伤（DNBI）以及战伤（BI）伤员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工作。从俄乌冲突获得的经验教训可以让军队对未来的作战环境略窥一二，突显了在战伤救治方面取得进展的必要性，尤其是在伤员后送（CASEVAC）、伤员分类以及延时救护等方面。
应对这些挑战将需要新的军事理论、组织结构、训练方式以及政策。关于战伤（BI）的关键考量因素包括：重新评估透析在战场上的作用；对那些会威胁到本土的耐多药（MDR）细菌伤口感染的管理；以及战区内术后康复方面的相关问题 。除了战伤之外，还必须完善相关模型，进一步评估疾病和非战斗损伤（DNBI）对缺勤天数和作战效能的影响。在关注传染病方面，必须优先考虑未来作战环境中流行的病原体，尤其是在美国印太司令部所管辖的热带疾病威胁风险较高的地区。美军整体上都缺乏医疗情报，这仍是一个关键的知识缺口，其中涵盖了疾病流行率、发病率、缺勤天数以及对人员作战能力的影响等方面的信息缺失。
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和治疗，包括疲劳管理和心理韧性培养，尤为重要，因为在驻地面临的挑战在战斗中将会被加剧。应对非战斗损伤（NBI）的陆军整体健康与体能（H2F）活动，可以通过战区内的康复设施来进行调整，从而减少那些可能重返战场的人员的后送。
上述挑战以及已制定的解决方案必须融入到作战实验室、战斗训练中心、试验和演习当中。应考虑开展专门的训练演习，或者对当前演习进行拓展，使其聚焦于卫勤保障和持续保障职能，包括丧葬事务、防护工作，以及用于人员补充的人力安排模型，模型必须能够进行预测性和规范性的数据分析，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完善战场医疗通用态势图。在条令、组织、训练、装备、领导力与教育、人员以及设施（DOTMLPF-P）这一体系内，需要对作战编队保障进行更新，实现在战区内的伤员康复、前沿诊断、物资供应解决方案，搭建预防和治疗平台。后送政策应进行修订，以便在战区内最大限度地提供恰当的医疗救治，从而提高伤员重返岗位的比例；军事理论需要与未来的大规模战斗行动相契合；对伤员受伤点的救治训练必须考虑到延时救护的相关内容，多域作战 - LSCO的伤员分类，以及在敌对环境中伤员后送的作用。
卫勤保障对于提升军人更顽强、更持久地战斗的意志至关重要。卫勤保障人员会在枪林弹雨中奔向有需求的地方，这种信任是军人在战场上发挥战斗力的基础。卫勤体系将优化军人的生存率，并使其作战能力恢复的潜力最大化。在作战人员最艰难的日子里，卫勤保障必须全力以赴做到最好。（We MUST be our best on the soldier’s WORST day.）
编辑：卫勤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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